伴随着南充建设100万人口大城市的步伐日益加快，南充市区周边大片土地走向萎缩。附着在土地上的人们摇身一变不再姓“农”。失去了土地的支撑，跨进了城市的行列。这些“城中村”市民的生存状况有哪些改变？日前，记者走进南充市区的“城中村”关注这些准市民们的衣食住行，感觉他们的平凡生活……
城市的“边界” 4月19日，刚下过雨的天重新放晴，经过一场春雨洗刷过的南充城显得干净而整洁，五星花园周围车水马龙，热闹的商铺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城市看起来快乐而有生气。而在离五星花园仅数里之遥的文峰街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穿过红墙街来到文峰街口，仿佛就看见了南充城的“边界”。街道两旁低矮破旧的瓦房东倒西歪地立着，两边的手工缝纫店，摩托车修理店和简陋的茶馆，勉强制造出了一点热闹的气氛。一条坑洼不平的道路上，因为前一天下雨留下的积水使路面看起来泥泞不堪，菜叶，煤渣，剩饭.....各种生活垃圾直接堆在路边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。间或一辆摩托车从路上的水凼碾过，路边的行人连忙避让溅起的水花。
两边的房子断断续续的，街道中段一块地方没有任何建筑，空出来的地方被居民们种上了蔬菜，村民杨秀群正从自家粪池里担粪灌菜。如果不是这块菜地正对面那幢即将竣工的30多层的电梯公寓，人们很难相信这是南充城区。街道两头靠近红墙街和滨江路边的房子已经拆除了一部分，至于其他地方会不会拆？什么时候拆，住在这里的人谁也说不准。
文峰街，在很多的老南充眼中，这里只是老南门坝村的一部份，并不属于南充城。在南充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，原本是城市郊区的这里，已经被滨河而建的一个个高档楼盘所包围，原本是村里居民们种粮食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“城中村”。
目前，南充正朝着100万人口大城市发展，城市扩张速度的加快，市区周边类似于南充坝村的“城中村”正在逐步增多。它们的出现，让一部分曾经以种粮食为生的农民逐渐变为城市居民，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，生活习惯难以改变，“城中村”在南充还是以城市“边界”的面目示人。不过，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发展，这些城中村最终都会变成城市，城中村人最终也会变成城市人。
“城中村”人的生活实录
城中村的他们过得好吗？记者走进南门坝村。
出租屋主黄惠香家有幢3层楼的房子，除了儿子跟着他们住外，另个的几间房都租给了别人。下面是记者同黄惠香的一段对话——
“文峰街边那块地你种过吗？”
“以前种过，不过早就没种了。前年有个嘉陵礼乐的人说想包我的地，就包给他种了，还有我这房子也租了两间给他们。”
“你们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样？”
“和前些年相比还是好了很多，那些时候种菜虽然也还可以，却挣不了几个钱。我用土地补偿款人儿子买了个出租车，我和老头子就在屋里守着这幢房子，顺便帮忙看孙子。”
“你感觉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（指租房的礼乐来的夫妇）”
“他们挺不容易的，到南充来都已经10多年了，都是租房子住，丈夫在外面给人看大门，妻子种我家的那一分菜地，每天还要到南门市场去买菜回来卖。不过还好，他们把儿子都送到大学毕业了。”
“看你们生活挺滋润的，村子里其他居民的生活状况都有你们这个样子吗？”
“也不一定，勤快肯定好过点嘛，那些好吃懒做又不去找工作的，生活肯定就没着落噻，一天啥事不干，专门坑蒙拐骗，小偷小摸的人还不是有啊！”
以下几个人物故事，是目前南充城中村人的真实写照
南充城里，最后的庄稼人 49岁的杨红娟住在南门坝村2组，是村里少数还在种地的人。
文峰街边那块种着蔬菜的土地上，有一分地就是杨红娟家里的，除了那一分地，杨红娟还在房前屋后的地上都种上了葱和韭菜。他种的菜除了满足自家外，多余的还要弄到南门市场蔬菜批发市场去卖。
说起为什么要种地，杨红娟的回答简单而直白：“我本来就是一庄稼人，打从嫁过来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只会种地，其他什么我都干不了。政府虽然把我的土地征收了，但还没有完全占用嘛，空在那里也是浪费，所以大家在空地里种点菜，也没哪个来管。”
杨红娟家里的大部份土地是在1996年被上头收回去的，从杨红娟口中了解到，按照当时的政策：18岁以下的每人补偿7000元，男的55岁以上，女的50岁以上，每人补偿1点6万元，其它的每个补偿1点2万元。当时，他们用这几万块钱的补偿款将房子重新修葺了一下。由于地不够种，杨红娟的丈夫便买了一辆三轮车在城里载客，杨红娟则在没有被占用的土地上继续种地。
和那些没有种地的家庭相比，杨红娟自己算了下，每个月可以节约好几十块钱，在菜价最高的那段时间，一个月可以为家里省下100多块。除了这些，她每天还将蔬菜从自家地里采摘来，摆个小摊子在文峰街边的菜地上卖。另外从在南门蔬菜批发市场买些自家地里种不出来的菜丰富品种，每天卖菜可以赚得二三十元，一家人的收和以前全家人种地比起来，还是有增无减。
不过，令杨红娟担心的是，城市建设速度越来越快，可供他种菜的地也越来越少，前几年滨江路边还没有完全开发的时候，她都还有半亩多地可以种。随时着滨江路那边房地产开发，她也只剩下这一分地了，她不知道哪天文峰街边上的那块地也被开发成房地产。那样，她不知道又去哪儿种。
很想在城里安个家
董战武夫妇就是租住黄惠香的礼乐人。1992年，董战武就放弃了老家的土地来到南充，这些年一直住在南门坝村。由于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，附近的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本村人，其实他们来南充打工已经很多年了。
董战武夫妇选择住在南门坝村的理由很简单，这里的房租和市里面相比便宜很多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，屋里只有一张床，一个小柜子，1年几百块钱就能够应付，只是这一两年房价疯长，他们的房租也跟着上涨了。
董战武是个瓦工，在建筑工地干砌墙，抹灰的活儿，每天能挣好几十块钱，这和在家里种地相比，强了很多倍。然而，几年前发生在他老乡身上的事，还是让他放弃了在建筑工地做活的想法。
当时，董战武和他的老乡在一个新建的楼盘做工，一天他和老乡站在四楼大梁上专心的抹灰，楼下的工人正在贴保温板，楼上也在施工。突然，一块30厘米厚的木质夹板从楼上掉了下来，直砸向老乡的左肩，老乡顿时被砸倒掉进旁边的绿色防护网里，鲜血把整个左肩染得通红，他也险些受伤。
最后医院检查结果老乡是锁骨骨折，三根肋骨断裂，住院共花了3000多元。就在老乡跟他说：“我是个干体力活儿的，受这么重的伤，这以后可怎么样办啊？”时，包工头已经拟好了一份责任书，上面写着：此次安全事故由于本人未系安全带所致，事故完全由自己造成，现赔付医药费1点1万元，后续总是与本单位无关。
董战武他们气极了，他们就这样轻易地划清责任了，在工地上干活系安全带是个常识，谁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，他们违反了不能三层同时施工的规定却只字不提。看他们迟迟不表态，包工头威胁说：“如果不签责任书的话，医药费也要自己付。”“这不是要命吗？”无奈之下，老乡也就这样和建筑工地划清了界限。
这之后，董战武登过三轮车，干过装修游击队，后来，经人介绍他在市内某单位宿舍守门，一个月有几百块钱，倒也清闲。
2000年开始，董战武把儿子弄到城里读书，每年要交1000多块钱的借读费。最辛苦那段时间，他们家一周只能吃一顿肉。“儿子去年大学毕业了，现在一个月可以挣将近2000块钱，未婚妻是高坪的，等到儿子结婚落户以后，我们也跟着儿子一起变成城里人。”说到这些，董战武眼里流露出期待。
一个边缘青年的灰色人生 24岁的徐胜利（化名）是黄惠香的邻居，把自己称作“边缘人”
“我住在城市的边缘，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，融不进这座城市。我还是个在法律边缘徘徊的人，按人们的说法，我就是灰色人群。”
“我卖过假发票，还做过喷写办假证广告的工作。”说“工作”两个字时，徐胜利自己也笑了。
他流窜于市内各个车站骗钱，他装成学生，抱书本，专门跑到老弱病残侯车区，和人唠嗑。拿着书装做不认字，先挑简单的字问对方是什么，确认对方是文肓，合上书，问对方到哪去，装成老乡“我也到那去啊”，“我看咱俩座离得近不近？”对方一般不会拒绝，掏出票让他看，这一看车票再回到那人手里就成假票了，而一般人又不会再检查一下。就这样他屡屡得手，再把票倒出去赚钱。
在办假证最猖獗的年代，他开始到处涂画“办証139XXXXXXXX”。他速度极快，保安在20多米处发现苗头，迅速赶过来时，他已经画完拿起喷漆逃走了。别人不敢画的地方他敢，五星花园，涪江路繁华地段处处留下了他的手迹。他很会乔装打扮，常常是夜深人静时出发，开始他的工作台。换上特意准备的脏衣服，背个破蛇皮袋，里面装几个废瓶子，这身装扮很能遮人耳目。然而即便这样谨小慎微，被发现换一顿毒打还是常有的事，好几次都被检查的人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，身体吃不消，检查越来越严，这个“工作”只好作罢。
“干这些事每天提心掉胆，我也一直想找个正经工作台干，可是你看看我，没学问，没手艺，也没技术，现在大学生找个工作都难，我这样的又有谁要啊？”徐胜利说这话时，一副很沧桑的样子。
“我周围和我这样的还有很多，都干着见不得阳光的事。说违法吧，也有点，抓着了，也治不了大罪，出来照干。我们得生存啊，不然怎么样办啊？”
徐胜利在两个月前终于找了份正经工作——帮商场收停车费。他说但愿这份工作能干得久点。
农村，还是城市？ 他们住在城市，却离城市很“远”
如果按照路程计算，从南门坝村到南充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也不过两公里，这要在成都，多数人甚至不会选择坐公交车上班，而这里的居民们的生活却似乎离城市很遥远。
今年40岁的徐碧莲嫁到南门坝村的陈新建家时，南门坝还属于农村，当时一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种地，周围邻居大都住着低矮的平房，有钱人家不多。
在徐碧莲的眼中，如今过去将近20年，南门坝村的外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南门坝村人的变化却并不是很大。没有了土地，他们还是想尽千方百计找土地来种，实在找不到土地的人就到城里找点散工做，从本质来看，他们和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也没有什么不同，身份同样是农民，只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而已，干的活也是进城农民工干的那些，只是找要的地点更近，就在家门口。
在南充生活了几十年的徐碧莲对南充的城市生活实际上根本不熟悉，好几个月不会到五星花园周围去一趟，天赐名店，盛华堂百货这些大商场她从来没有去过，西餐厅，咖啡厅通讯及南充有名的茶房她更是闻所未闻，活动场所在南门坝，文峰街，购物消费也是在南门坝，文峰街。
虽然她的家早已经被城市包围，成为这个城市中的一部分，但徐碧莲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，在采访她的过程中，他口中希望一词说的最多的就是，让孩子好好读书，早一天“脱农皮”
他们的未来在哪里？
文峰街上有一对以缝补为生的外乡夫妇，他们天天来摆摊，两张小板凳，一架补鞋机和一架脚踏缝纫机，像上班一样有规律。当地的原住居民说，这对外乡夫妇摆地摊有八，九个年头了。由于时间长，小区内的大多数家庭都找他们缝补过东西，由于彼此熟悉了，哪家要洗个抽油烟机，通个下水道什么的，跟他们打声招呼就行了。
最近，只剩下男的在守摊。来来往往的人们问，“老婆哪去了？”他就大声说“上班了！”所谓上班，是被附近小店聘用去当了清洁工。对于人到中年又没文化的他们来说，这就算混得成功。他们知道自己这一代没有希望了，一心指望挣钱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，下一代能翻身。
城中村对于农民工来说，既是一部人的临时客栈，也是另一部分人的固定住所。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，有沉淀下来的和不断流动的两种人。相对而言，房东比较东意把房屋租给“稳定”下来那一部份人，他们脱离了早期的不断挑选工作岗位的阶段，交房租比较正常，尽管还是要讨价还价。村里的原住民说：“他现在都是技术工人了。”又比如说：“他通沟渠都通了十年了。”他们从青年进入中年，孩子也到了上学年龄，携家带口在城里“安了家”。他们有自己的人际网络，同原住民也很熟，除了没有城市户口，从表面上看同居民中的低收人群没有什么区别。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散工把城中村作为相对固定住所，其中包括拾荒者。假如这种固定居住的比例逐年加大，城中村将有可能演变成为贫民窟吗？这反映了一种发展趋向吗？
